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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我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18日 16:28
孱弱的童年
很小的时候，妈妈曾对我说：“给你看病的钱，摞起来已经比你高了。”——那是一个早晨，我牵着妈的手，在去医院的路上。
记忆中童年总是混沌的，漆黑的，连阳光都软绵绵失去了力度。那时各种不大不小的疾病总爱有事没事地来找我做伴，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说话间我就病了，而且不可收拾。一次次的医疗费使原本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
这期间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的父母。他们一边在单位应付尖锐复杂令人心惊胆战的阶级斗争，一边不得不抽出时间来应付折磨我的那些病毒。尤其是妈妈，她无可争辩地成为他们那里各种请示汇报、各种批斗会请假最多的人，因此我无数次毁灭了她评上先进的可能。
那时医院的大夫、护士差不多都认识我和妈妈，而我也对医院的一切了如指掌，听诊、化验、取药、注射……各个环节都让我那双孱弱的小腿儿给踏熟了，住院处仿佛是我的第二个家。有时一些大夫会轻拍着我的头笑眯眯地说：“又来啦？”，那情景像是现在的孩子去街边的小卖部去买自己喜爱的饮料时，摊主所发出的问候。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这家医院的格局，甚至于推门后第一眼就能在墙壁上看见的“救死扶伤”及拿红油漆框起来的几条毛主席语录都历历在目。
可能是身经百战的缘故吧，记忆中我在这个能让许多小朋友望而却步的地方没掉过一滴眼泪，无论是抽血还是输液，普普通通打一针根本不在话下。
有一次化验白血球，不知是我的血液缺乏还是大夫取血的锥子钝掉了，总之大夫费了很大的工夫才取到令人满意的血。走出医院昏暗的长廊，妈妈才发现，我那裹着棉花的耳垂已经完全被捏紫了。我看见阳光下妈妈泪光闪闪的。
还有一次，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正赶上一位实习的男护士值班。可能我细弱的胳膊对于他粗壮的手来说实在难以把握，以至于他捏着输液的针头在我的皮肉中来回穿梭了十多次都没有找到静脉。那会儿我没咬嘴唇也没吭一声，只看见他额头上细密的汗逐渐汇成了水，滑过脸颊，滴落在白色的床单上。直到一股暗红的血冲入塑料管，男护士和守在旁边的爸爸才同时舒了口气。护士问我：“疼吗？”，我摇摇头，没说话。他也没再说话走了。
多年以后，长成七尺男儿的我再经历抽血、输液这等事儿都不免浑身战栗，真不知当时4、5岁的我是如何抵御疼痛和恐惧的。
那时，病床上除了没完没了的疼痛外，就是没完没了的寂寞。打发那些空洞的时间，最好的办法是阅读妈妈从他们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小人书。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堆在枕边的那些不断更换的小人书，他们中的杨子荣、草原英雄小姐妹……曾占据了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也曾让我封闭的小魂灵随着窗外同龄人欢快的嬉闹声一起飞翔。
可能是由于我从不哭闹，处惊不乱的缘故吧，偶尔有些病友会慕名来房间看我，给我讲很多人都讲过的故事，有些人则往我的米粥碗里夹点咸菜。还有一个得了腮腺炎的小姐姐，穿着病号服，曾在我的床边表演过舞蹈《我爱北京天安门》，那可以说是我最初接触到的社会。
其实越病爸妈就怕我再得病，好的时候他们坚决不让我出门。于是我便从医院的病床转移到家里自己的小床上，平时的活动也只限于离床不远的范围内。那时最钟爱的玩具是住院时一个大夫送给我的破了口的玻璃注射器和一个姐姐废弃的破了耳朵的塑料娃娃。通常我都是用洗脸盆接满清水，把注射器吸满后扎入塑料娃娃的屁股，推动玻璃杆后便会看见一股股的水从破耳朵里不断流出来，如此反复，不亦乐乎。
尽管娃娃的脸总是笑的，但我能想象出它的痛苦。
人都说久病成医，一点没错。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我都及时向他们提供治疗方案。比如妈妈发烧，我就指挥她吃点发汗药，盖上大被子，再加两颗扑热息痛；比如姐姐嗓子疼，我会让她张开嘴，对着太阳使劲“啊——”，然后告诉她发炎了，多喝水，吃几颗四环素。那时四环素是我常用的药，这一点从我现在两排灰黄的牙中不难找到旧日的影子。
当然，多病的后遗症还不仅仅是难看的牙齿，重要的是还给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带来了变化。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和奶奶的关系一直不好，因为妈妈始终把我的多难归咎到奶奶的身上。每当我陷入病态中，她就会愤愤地不断指责：“都是那个老太婆，胆小鬼，把我们孩子弄成这样！”——我懂事以后才知道，在我出生后不久，苏修侵占了珍宝岛。由于更大的战争随时都可能发生，所以政府号召城市里的居民要疏散人口，那时从乡下来的奶奶正照顾着襁褓中的我。在大喇叭一遍遍的鼓动下，奶奶和许多乡下的老太太一样将返回故乡。
这本不应该受到指责，但当时还是一片混沌的我怎么也离不开奶奶。据妈妈讲，只有奶奶喂奶我才张口，其他人无济于事，就连妈妈来做这项维持我生命的工作，我都宁死不从。无奈中大家把同是老太太的姥姥请来，仍无进展，好像我幼小的生命只认同奶奶的一双手和她握着的奶瓶。所以命运安排我只有随着奶奶到清苦的乡下。妈妈肯定是强加劝阻的，因为以后的事实证明，不回去也没事。但珍宝岛的枪炮声坚定地让奶奶抱着我回到了农村。
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条件可想而知，不要说牛奶，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发了芽的土豆都不是每家能有的。我模糊的记忆开始于奶奶家潮湿的灶台，每天等待我的是一锅冒着热气的白水，里面煮着几片白菜帮子。我本能地不愿接受这样的食物，但任凭哭闹，牛奶都没有从天而降。在我声嘶力竭的时候，奶奶就抱着我去离家不远的铁路边，看飞驰而过的火车。说来奇怪，年幼的我毫无由来地喜爱火车，尤其是车头下滚滚而动的红红的车轮，更让我心驰神往。奶奶准确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并且多次成功地通过那几个连起来的车轮止住了我号啕的哭声。
一年后回到城里妈妈都没敢认我，她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出生时八斤半重的胖小子变成了皮包骨头的小人干儿，明显的菜色和萎靡的目光扎得妈妈心里流血。她曾努力给我弥补那一年的损失，但一切似乎都晚了，我对任何食物都失去了兴趣。每天吃饭仿佛是个莫大的任务，完成起来极其困难，疾病就是从那时开始没完没了了。
西医说体质虚弱消化不良，中医说气滞血淤脾胃不和。
妈妈说都是你奶奶惹的祸。
妈妈还说，这是命，谁让你当时只让你奶奶喂奶呢？倔得跟牛犊子似的。那会儿应该狠狠心，拿筷子撬开你的嘴，苦一会儿能甜一辈子。我努力想了想，吃奶时的情景一点都没记忆了，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脾气，也可能是命中注定吧。
尽管妈妈和奶奶因为我而心生芥蒂，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都尽力为改善我病弱的身体而忙碌着，这是他们惟一能达成共识的地方。尤其是妈妈，她把全部的心思都聚焦在我身上，不敢有一时的疏忽。什么时候加衣什么时候脱帽，什么时候喝水什么时候吃药，详尽的计划布满了额头，而且越来越细密，越来越深刻。直到我走出童年，逐渐长成了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子汉，妈妈都没能改变她的习惯。饭桌仿佛是她一生经营的一片土地，每天都变着花样来耕耘，而且家人吃饭的时候她从不先吃，手中的筷子夹进夹出的只为丰富我的饭碗。以至于我都快成爸爸了，她老人家仍然这样。爱人总不解地问：“妈怎么总把你当小孩子看？”
其实只有我知道她那颗不老的心，只有我明白她一生等待收获的是什么。
烦 恼 丝
古人有“当窗理云鬓”的句子。虽不知这“云鬓”到底为何状，但其美丽的韵致着实给人以联想。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头发成了一个人外在美的重要标志。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它也像衣裤一样善变吧。随着喇叭裤、锥子裤的你来我往，卷毛、板寸；中分、偏甩也轮流登场，渐成潮流，“时髦”一词概源于此吧。即使是在那个灰暗的年代，穿着绿军装的姐妹们也争相去剪个“柯湘头”交流感想呢。
的确，一个好的发型会带来一身的好感觉。迎着有意无意飞来的目光，潇洒、飘逸、浪漫、纯真……这些好听的词语你自己都会脱口而出。于是一些人不惜成本追求极致。
然而也有像我这样的一些人则以不变应万变。头发以一种形状矢志不渝。不是不想尽显风采，只是可供翻新的内容太少了：头顶已渐渐泛起亮光，额头看起来也比一般人睿智（宽得不可思议），仅有可利用的毛发都羞羞答答的形不成声势。记得台湾作家三毛在她的作品当中有这样一种观点，变化一种发型可以变换一种心情。然而对于仅有“三千烦恼丝”的吾辈来讲，这样一种调节心情的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用了。
记不起是从哪一天开始头发不愿陪伴我的。每天早晨起来睁眼看到的是枕巾上细细密密的黑网；每次梳头是木梳上错综缠绕的细线；每晚洗发是盆水中飘飘然然的游丝……于是一份恐惧和忐忑随着这些头发的离家出走而日益深重。
最不愿看的是那些洗发水的广告。经过一番论证之后，每一种洗发水都让人秀发如丝，飘然若仙。画面上那些缎子般甩来甩去的黑发扎得人心里痛痛的，好像一个饿极了的人看到的总是美味佳肴的油画。另一种生发液的广告却是深入人心：如何涂抹一番就能美发如云，重现昔日风采。于是翻看报纸的时候就特别留意，哪怕是报缝里的一则也能让人怦然心动。
也说不清报纸上介绍的这类生发水用过多少，总之繁复的一天三次后也并没见这片自留地有多少收成，倒是涂药水的毛刷已经把头皮越抹越亮了。一番疲惫之后，阿Q叔说话了：人还有高矮胖瘦呢，就不兴头发有三长两短、孰密孰稀？于是就有了一种不太扎实的理直气壮。偶尔也到发廊去吹一吹被同事们戏言为比金子还珍贵的几根头发。结果头发绝对是飘飘然了，整个人却没了感觉。理发的师傅倒是笑逐言开：每天多几个你这样的顾客就好了，省时省力，钱还不少拿。
最怕的是与陌生人吃饭。大家伙儿彼此不甚了解，所以共同的话题便是猜年龄。大概鄙人额头以上的部分给人的印象最深，结果往往是人家猜出的年龄至少要大出10岁。当我抱着一肚子的委屈说出实数时，常能使饭桌上静场几秒钟，而后便是“不像、不像”，“看不出来”，“略显成熟”此类让所有人都尴尬的反应。为了不让这样的短剧一演再演，只好远离有陌生人的饭局。
好在同遭此遇的知音并不难觅，闲时与其他“聪明绝顶”的人交流交流心得，也能遣散一下内心的阴郁，积累一些别人想也想不到的经验。同单位的一位仁兄为了能保住他那片岌岌可危的“自留地”，竟然得出奇招，不出两星期决不洗头。用他的话说，洗一次头就等于刮一层地皮。结果没过多久，办公室的人见他来了都掩鼻而去，私下里议论，那味儿怎么像地里刚施过肥？
日子久了，绝少拿出以前的照片，最嫌恶的东西还有镜子。
最喜欢的装扮是各种各样的帽子，一年四季黑天白天头上都顶个莫名其妙的帽子，丑是遮了，但那东西跟紧箍咒似的谁难受谁自己知道。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难见行人的夜里，跑到理发馆，下定决心做了回和尚。心想，烦恼丝没有了，还会有烦恼吗？
旱 鸭 子
有人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按此说法男人是不能掉到水里去的，否则再好的一团泥也会化掉。然而无数不知愁苦的男人们依然义无反顾地扑倒在水里，像爱慕少女一样爱慕那一池碧波，与它耳鬓厮磨，肌肤相亲。
无论是豪华的场馆还是差强人意的沟沟渠渠，一到天热总是人头攒动，水波不兴。赤裸的四肢们把火爆的太阳光搅成了毫无规律的斑斑点点，嬉闹的声音击碎了粘稠闷热的空气，可以说游泳是夏天最有人缘的活动。
当然也有人对此是从不问津的。比如我。
我是那种被人戏称为旱鸭子的人，只在陆地徘徊，绝难到水里去。其实小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水的，时常在燕子飞去飞来的屋檐下摆一大洗衣盆水，将自己的玻璃球、塑料玩具和一支破了沿口的注射器统统埋在水里，看它们在阳光下显出透明的色彩。有时还折一只纸船放在水面上，轻轻滑动手指，幻想着自己在浪尖上飘忽不定的情景，快乐的思想随着纸船一起慢慢地游来游去。
可一旦真正置身其中与局外观水就大不相同了。记得小时候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淋浴。看着哗哗的水柱，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仿佛那水是一个无头无尾的巨兽，靠近它就会被其一口吞噬。每次在父亲的逼迫下去洗澡，无奈中我都会采取一种自以为避免被侵吞的方法：头在其中则身在其外，身置水里则头要自由，总之不能全部淋于水下。所以许多人都曾在角落里的一个喷头下，轻而易举地看到暴露在水柱外的不是一张小白脸就是一个惊恐的小白屁股。
父亲发现了我的秘密，他曾双手钳住我把我整个塞进了水里。那一刻的感受我好长时间都没有忘记。我完了。我想，我快要淹死了。因为那时澡堂子里嘈杂的声音已经在我耳边变得空灵而捉摸不定，水滴像无数只小飞虫叮咬着我的身体，为此我颤抖不已。我不敢睁开双眼，不敢张开嘴巴，甚至用手捂住了鼻子。但没过一会儿就窒息得眩晕起来，最终还是松开手慢慢地吸了口气。没想到水就此猛地钻进鼻孔狠狠袭击了我，我那夸张的咳嗽声随即在澡堂子湿润的墙壁间来回震荡。那天我不知是怎样逃离那个蓄谋已久隐藏无数水兽的地方的，只记得几天后鼻孔和喉咙好像还是火辣辣的。
以后父亲总说我是胆小鬼，而表弟他们则叫我旱鸭子。因为每次他们穿着用红领巾改制的游泳裤衩在河沟里翻来覆去时，我只好呆呆地坐在河边给他们看管衣服。有谁知道那不清不白的水曾怎样刺伤了一颗弱小的心。
好在大人们是极力反对孩子们到河里去游泳的，因为离我家不远的这条河大人们都叫它吃人河。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两个孩子在这里死于非命，我表弟的一个同学就是在一个看起来很平静的傍晚鼓着肚子让人捞到河边的。这暗暗契合了我的观点，那水其实就是一只不声不响的随时等你入口的大怪兽。于是，对水的惧怕又突飞猛进地加深了。
尽管那条小河已经随着日头东升西落疲惫地流干了，但长到一米八五的我仍然不会游泳，仍然抵触与水的亲和。
其实在内心深处还是很羡慕那些会游泳的人，总觉得人家比自己多一份骄人的技艺，多一份说不出的自豪。所以很多次都暗暗地鼓励自己学会游泳。
第一次真正与水亲密接触是在大学的游泳课上，那是从头学起的一个绝好机会。指导老师给我们三五个呆头呆脑的旱鸭子讲要领的时候，其他人早就跃如入水中了。看着他们鱼一样与水交融，一个叫自卑的东西也迅速滑进了我的思想，而且随着冰凉的池水一同淹没了我。在老师的扶助下当我把头伸进水里双脚离地的时候，耳边重现了那个年代淋浴柱下飘渺空洞的声音，随之而来的是更加眩晕的感觉，束手无策的我仿佛已跌落到怪兽湿润的舌尖。儿时的惶恐让我奋力挣脱了包围，用力吸到一口气后才体味到还是不游泳的好。
那么大的个子还怕什么？老师不解地问。的确，那水充其量只到我胸口，我站起来它对我没一点威胁。但我还是坚定地走出了泳池，把铺开在池子里的那个阴险的家伙抛在了身后。那堂课就此结束，了断了我与水最后的缘分。
以后也曾去游泳，但纯粹是为了一种心情。朋友聚会，爱侣缠绵。就像看电影一样，看什么不重要，图的是一种氛围。所以不多的游泳经历中总是穿上泳裤就够了，最多也就是在水里走走。然后装模作样地躺在阳伞下享受慵懒，深刻感受在陆地上的那份踏实和自如。文/孙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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